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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子兼职假扮女友过年见家长

“租男友/女友回家,帮你摆脱催婚烦恼”“可拍婚纱照、可办形式婚礼,可见家长朋友”“出租自己当伴娘,费用300元,提前一天彩排加100元”……临近年关,在一些网络平台上,“出租自己”的业务更加火热,称可以提供陪聊、陪玩、扮演角色等服务,并在详情页内列出价格、自身优势等信息。

《法治日报》记者近日在网络平台上搜索发现,“伴娘出租”“女友出租”“冒充家长父母老师”等服务各式各样。不过,与这些来自网络平台陌生的“亲密人”打交道,也要时刻注意自身安全。毕竟,面对这些靠着网络交易临时形成的关系,稍有不慎,就会掉进“坑”里。多位“出租”自己的受访者表示,其经常会收到非出租要求的骚扰信息,甚至还有不少骗局。

对此,受访专家指出,自然人不能作为出租的标的物。网上所谓的“租人”实际上是一种劳务雇佣关系,应当受到民事法律的规范。但是有别于一般的劳务雇佣,在出租过程中,极有可能打法律的擦边球。同时,“租人”行为很容易将出租者置于一个完全不可控的陌生环境,进而给自己带来一系列无法预料的伤害,应当从细化服务属性、明确服务条款、加强审核监督等方面加以规制。

租赁女友回家过年

被租赁来的女朋友,不仅可以陪伴逛街、吃饭、看电影,还可以带回家见家长,配合买家演一出甜蜜的戏剧。据记者观察,这类租赁自己的价格较高,除了基础的定金和尾款外,还需要根据难度、危险系数、节假日情况来调整价格。

刘娜娜(化名)是一名位于江苏的兼职女友扮演者。她在网络平台上的帖子是这样写的——“已有两起假扮女朋友经验,从现在到过年为止,以及正月初二至初十期间都可以接”“不索取报酬,您家人给我的压岁钱就是报酬,车费和年货不自理”“您可以指定我的年龄、性格、大学及专业、工作、婚姻状态、家庭成员”。

“我这个租借来的女友主要是帮客户解决一些面子上的问题,或者家庭方面催促恋爱的困扰。按照业内收费标准,如果是去见家长,那么客户父母和亲戚给的红包就是报酬,价格在500元至800元之间,超出的部分会退给租赁方;如果是见朋友,多数情况下报酬就是朋友所赠礼品,通常价格在100元至600元之间。”刘娜娜告诉记者,她会提前和对方沟通好家庭情况和基本信息,“比如怎么认识的?在一起多久?自己的毕业学校以及工作单位等”。

在问及是否会通过身体接触来显示情侣关系时,她告诉记者多和客户互动就好,“见父母的话一般不会有身体接触,父母长辈都喜欢乖一点的孩子,但当长辈询问一些不好回答的问题时,我会先看向客户寻求帮助;如果是见朋友同事的话,会提前商议好对方什么时候帮我拿包,吃饭时要帮我夹菜等细节”。

刘娜娜说,随着年关将近,不少年轻人面临着过年回家父母亲戚们催婚的压力与焦虑,“所以大家只能‘另辟蹊径’,今年我已经接到了几个意向单,目前正在排时间”。

与租赁女友相比,租赁男友的生意则要惨淡一些。

在各类平台上,租赁男友的服务,不仅价格比租赁女友低了不少,有的仅不足百元;对于自身服务的介绍,也少了许多,大多仅注明了身高、体重等个人信息。

同时,还有可以帮忙冒充父母的服务。有卖家表示,这里各种年纪的“演员”都可以提供,扮演家里的父母、亲戚都可以。这些专业的“演员”,还可以听从买家的安排,与买家一同商讨各种方案,来解决眼下的危机。

称“钱到位”都能做

记者注意到,除了个人外,在二手交易平台和社交平台上,还有专门业务团队发布的租赁广告。内容大同小异,比如“专业临时生活演员,现场应变能力强,可扮父母、扮男友、扮女友、扮亲戚朋友,代相亲、见家长,帮忙解决生活中的难题,所有细节可以按照要求来”。

记者随机点进一个商品广告与卖家私聊,在问及“演员是兼职还是全职”时,对方称“我们影视公司的,都是专业演员”。记者进一步询问价格,卖家则表示费用需要依照个人计划和角色难度来定,一天1000元至3000元的都有。

记者联系多家此类所谓的演员团队发现,除了在平台询问“演员”资质和价格外,当涉及更多细节时,大多数卖家都会回复“具体详细流程和价格可以跟业务客服沟通”,并让记者留下联系方式。

通过沟通,记者联系上了某名为“××绿色出行”的负责人,在其网络社交朋友圈,记者发现该团队涉及的业务范围十分广泛,包括“形婚(形式婚姻)出租男女朋友,办婚礼酒席见父母亲友,假结婚领证”等,还有扮演父母的业务,比如“2月底安徽,需要假扮父母与女朋友吃饭”“每人每天1500元,路上也算时间,吃住车费你管,如要看照片先发20元红包”。

此外,在沟通过程中,虽然对方都反复强调是绿色服务、合法经营,但在涉及身体接触等具体行为的咨询时,对方的回复则有些模棱两可。比如,记者提出,“家里催婚催得紧,咨询一下租女友,能扮演到什么程度”,对方回复称,“看你有什么要求,恋爱见家长到形婚都行,价格4000元一天”。对于记者“需要做戏做得真,可能有肢体接触”的要求,对方回应“扮演过程比如拉手都可以,接吻正常不能”,不过对方又马上补充道,“钱到位也都能”。

上海申浩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张玉霞律师认为,租伴娘伴郎、男友女友、长辈亲戚等这类租赁服务的出现是因为存在一定的市场需求,实际上是供需双方进行的一场服务交易,可以理解为一种雇佣关系。对于由这种雇佣关系衍生出的一系列问题,可以通过民事法律等进行解决。

与陌生人亲密接触隐藏风险

虽然平台上的各种角色扮演、租赁,很大程度上方便了年轻人的生活。但与陌生人亲密接触,就可能有危险存在。

对于买家来说,各类平台上的这些租赁服务,稍有不慎,就会赔上一笔钱财。有网友告诉记者,在二手交易平台上租赁了一位伴娘,但是付过定金之后,那位伴娘却立刻消失了。

而对于卖家来说,很多时候将自己出租给他人,本质上也是一场风险之旅。

“有十个人询问,正常的可能就只有一个。”这是湖南女孩王小可(化名)从事扮演女友业务几个月后的感受,“我一般在平台和客户沟通好后再加联系方式,沟通内容包括穿着、扮演计划等,不过更在意的是安全问题,比如是否要求过夜等”。

她告诉记者,有的人在平台上会描述得比较简单,但加了联系方式后就会直接问“包夜多少钱”,“这种人并不是单纯找女友扮演,而是想要更多的亲密接触”。

王小可说,虽然自己在初步沟通时基本能够发现对方是否不怀好意,如果一开始发现对方有歪心思就会马上拒绝,但仍然“防不胜防”。

“那次线上沟通时没有发现异常,一起外出吃饭逛街,累了之后对方说去看电影,结果把我带到了一处私人影院。”王小可回忆说,“我感觉私影要两个人独处,很没有安全感,当时就说我不干这个,回去就把对方删掉了。”

王小可的经历并不是个例。刘娜娜告诉记者,“有一次客户想和我假戏真做,我明确拒绝了他,并再次提醒我做租借女友的底线,他要求我退还他赠送的礼品,并且还对我人身攻击,各种辱骂”。

安全问题也是租赁服务者最担心的问题。琪琪谈到同样在做伴娘服务的朋友,有次接到了一个做伴娘的订单,可是到了现场才发现是假婚礼,对方要求把手机和身份证给举办者,“我朋友借口上厕所才及时逃离躲过一劫”。

此外,多名从事租赁伴娘业务的受访者告诉记者,以租伴娘为由实施诈骗的情况也时有发生。

“随着越来越多人开始尝试做租赁伴娘,一些中介打着来活快、单子多的旗号招揽伴娘。但这种中介一般都很不靠谱,甚至有点像传销组织。因为中介不仅会事先让伴娘交押金,还会通过高额抽成获利,只有多拉人进入租赁平台,才可以退部分押金。”张萌说。

建立正规中介平台

由于线上交易、线下服务的模式,不少出租者,尤其女性出租者表示,的确更容易给个人安全带来隐患。王小可告诉记者,为个人安全着想,她只接白天的单,并且会尽量选择公共场所。

一位多次扮演过女友的出租者告诉记者,目前扮女友这种服务并不好做,专业一点的话还是要签个协议,尤其是女孩子,一定要保护好自己。

而担任出租伴娘的受访者则告诉记者,由于一些地方存在“闹伴娘”的陋习,因此可能引起有关性骚扰的纠纷,还有可能要求伴郎伴娘挡酒等习俗,这些都可能引起身体伤害或者侵权纠纷。

记者调查了解到,此类租赁服务,有的会签协议,有的则只是口头约定。

对此,张玉霞指出,由于这类租赁服务很多都不签订书面协议,难以认定法律关系及权利义务,因此当租赁双方发生争议时,需要通过双方的聊天记录等证据才能判断。“一方面不能排除一些具有非分之想的雇主,雇员的人身安全存在一定风险。例如,有些服务是要雇员一人独自到陌生的地方,可能还要过夜,显而易见存在很大的安全隐患,不排除发生伤害、威胁、性侵的可能。”

“另一方面,也有不法分子以此进行违法犯罪行为,因为有些雇主本身可能就想以此找卖淫服务,给不法分子提供了可乘之机,假借租赁服务之名介绍卖淫服务,通过在网络平台拉客掩人耳目,实施违法犯罪行为。”张玉霞说。

同时,不少从事此类业务的受访者表示,希望健全相关的行业体系,能有体系健全的平台进行注册。张萌告诉记者,由于当前出租伴娘伴郎多为个人或临时工作室,缺乏约束,担任伴娘伴郎的效果如何全靠个人责任感,因此可能会有各种状况发生。例如,个人或工作室为迎合新人对伴娘伴郎的需求,虚假填报个人信息;伴娘不够专业,态度敷衍,影响婚礼体验;在婚礼现场临时加钱等。同时,不仅是出租伴娘伴郎方可能出现问题,因缺乏规范,有需求的新人一方同样可能有临时毁约、故意提出虚假邀约、拒绝支付报酬等问题。

“应该认可的是,一些‘租人’业务,比如新郎新娘聘请他人担任伴娘伴郎,具有提供劳务的性质,符合市场需求,应当允许其存在。”京都律师事务所律师常莎认为,“租人”市场混乱主要表现在供需双方无正规渠道平台作为中介,从而形成信息交流混乱、需求方资质模糊等问题。一些二手交易平台、社交平台上发布的“租人”广告,平台对此没有起到规范监督的作用,无法为发布广告的人员和需求方之间提供较为集中的信息渠道,“也就是说,供求双方出现信息误差,无法准确获知双方需求”。

华东政法大学经济法学院教授任超说,囿于通过网络平台发布广告,这类服务形式较为随意,无法保证服务提供方的质量。该类交易多为一锤子买卖,服务提供方的性价比很可能较差。另外,互联网随机“拼单”成交的交易模式下,基于信息不对称,服务提供方无法通过互联网完全知晓需求方的身份,为该类交易埋下了安全隐患。

张玉霞从明确服务条款方面建议,对于因市场需求产生的合法服务,应针对服务内容,结合行业惯例,制定相应的示范条款,供公众使用。例如,租赁伴郎伴娘,遇到婚闹挡酒等情况的处理、收到红包的归属、人员受伤的责任承担、双方的权利义务、违约责任约定等。

“在双方达成合意后,应约定好服务内容、报酬标准,以及服务过程中收取了他人馈赠的礼物红包的归属等事项,避免事后发生纠纷。”常莎说。

“网络服务平台也应承担一定责任。网络服务平台应加强对该类服务的监管,审核双方的身份及服务等相关材料,并提醒双方互审,同时保证投诉通道的畅通,对于以此从事违法犯罪行为的人员一律封号,并报公安机关处理。”张玉霞说。

据法治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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