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面新闻记者 徐语杨 摄影 陈羽啸
“有些诗，我读不懂。”
“以后会懂的。”
看完《长安三万里》，结尾处高适与童子的对话似乎成为对整部电影的总结。那些年少时读过、背过、爱憎过的诗歌，成为一种长久的情感记忆，等到有一日，恍然大悟。对于当代多数人来说，杜甫或许正属于这种“以后会读懂的”诗人。在片中，不断出现的《河岳英灵集》，收集了李白、王维、孟浩然、王昌龄、高适、岑参等众多诗人，却唯独没有杜甫，仿佛也像一种呼应，昭示着杜甫在唐代诗人中的与众不同。
孙尚勇教授在讲座现场
7月20日下午，四川大学教授、四川大学中国俗文化研究所研究员、中国杜甫研究会理事孙尚勇，以“诗圣杜甫的人文关怀”为题，以杜甫《前出塞》《后出塞》组诗为中心，详细阐述了杜甫独具匠心的诗歌技巧、深刻的人文主义思想，以及对战争、国家、个人命运等方面的思考，带领线上线下观众体悟到杜甫何以成为“杜甫”。
“前”“后”相互对照，展示杜甫对时代的敏锐感
前后《出塞》组诗作于乾元二年（759）杜甫弃官华州，寓居秦州期间。在这个时期，杜甫写了大量与边塞有关的诗歌，体现了他对安史之乱期间兴兵开边的集中思考。
讲座中，孙尚勇带领观众对前后《出塞》进行了逐一细读，并在讲解《后出塞》时，辅以《前出塞》中的诗句，对照阅读，体会杜甫精妙的写作构思，以及试图通过这种前后对照，表达的对战争的反思。在两组《出塞》诗中，杜甫分别选取了对唐代命运至关重要的西北战事与东北战事，这也极大体现了杜甫对于时代的敏锐感，这正是他能成为伟大诗人的重要原因之一。
《前出塞》共9首，杜甫以赴西北边境征人的口吻来写。孙尚勇从第一首“赴边”开始说起，讲到这名普通人家的士兵被迫与家人分别，奔赴战场；讲到士兵为了保全性命，练好本领，向死而生；讲到他对战争的思考，究竟是互相杀戮，还是制止侵略？讲他的行军苦和四方志。
讲座现场
孙尚勇认为，在《前出塞》中，从一个戚戚苦苦不愿离家的小民，征人逐渐成长为一个有作战能力，有政治思考，有战功，又有谦谦君子之风的真正的战士。九首用笔最多的是戍卒的情感历程和他对战争的思索，可知诗的关注点在活生生的平凡普通的个体生命。杜甫描述了一名拥有高尚人格的理想型士兵，对他充满了喜爱以及深深的同情。
《后出塞》共5首，杜甫以一个应征入伍到东北边境作战的士兵的口吻来写，意境、语气却与《前出塞》9首截然不同。例如第一首写辞家从军之欢乐和意气，头一句就是“男儿生世间，及壮当封侯。”
与《前出塞》第一首相照应，孙尚勇概括为“赴边之笑”，而在《前出塞》中，却是“赴边之戚”。两组组诗的第一首，形成强烈对比。孙尚勇认为，如果说《前出塞》的士兵是个看重平凡生活的普通人，那么，《后出塞》的士兵起初就是一个好武乐战之人。两组诗之间的这种巨大差别，细细品读，颇让人感到一些惊心动魄的意味。这种写法，将两个不同时间节点从军远征的截然相反的场景，以及所涉及人物的完全对立的心理状态和思想境界呈现出来。第一首也为《后出塞》组诗确立了一个基调，可见杜甫匠心独具的大手笔。
这种与《前出塞》对照和互文的写法，在《后出塞》其后4首诗中也体现得非常多，可以说是杜甫有意为之。尤其在两组组诗的最后一首，《前出塞》的士兵是：“丈夫四方志，安可辞固穷。”《后出塞》的士兵却说：“恶名幸脱免，穷老无儿孙。”二者前途都是穷而不通，但前者尚有退守固穷的乡里和亲情，后者则只落得穷独以终老的悲惨结局。这种对照，亦堪称大手笔，同样令人感到惊心动魄。
“这种前、后照应的写法，将开元末开启的进击西北的战事和稍后天宝初开启的进击东北的战事勾连到一起，体现了杜甫对时代重大事件的敏锐感知及其高超的构思技巧。”孙尚勇说道。
三重批判对象展示杜甫不同于时代的深刻人文关怀
讲座现场
在唐诗中，边塞诗是非常重要的一种类别，高适、王昌龄、岑参等都是重要的边塞诗人。
但杜甫的边塞诗却与他人存在极大的区别。
孙尚勇引北京大学中文系资深教授葛晓音所言：“杜甫几乎没有高适、岑参、王昌龄那类豪迈乐观的边塞诗。《后出塞》中写战士盼望立功的豪情壮志，也与盛唐边塞诗人借以抒写英雄主义精神的主旨正好相反，只是为说明边功致乱的主题作铺垫。”孙尚勇深以为然。
他进而以唐代前辈诗人张说《破阵乐二首》为例，这是非常典型的歌颂国家强盛、鼓吹战争的诗，这正是杜甫要批判的对象。
孙尚勇提到，虽然前后《出塞》组诗所表现的对从军士卒的同情、少年的从军豪情、报国封侯之志、提倡国家之间和平相处、批判不必要的战争等内容在初盛唐诗中都能看到，但这些作品的立场主要是文士的立场，他们或吟咏个人追求功业的感受，或是高高在上大而化之地俯视普通民众的遭遇。普通士兵的从军经历，他们的愿望，他们的生活和遭遇等细节，绝大多数诗人是忽略的。
这是与杜甫前后《出塞》组诗最根本的不同。
因此，以普通士兵的第一人称视角表现一个生存于当时号称太平、后人景仰的盛唐时代的普通人的生活和思想，这是前后《出塞》组诗超越时代的独特性。这既表征了杜甫超越的思想、卓绝的诗歌才华，更体现了诗圣对普通人的莫大的人文关怀。
“杜甫之所以被誉为中国最伟大的诗人，在于他超越了他的时代。正是这种超越精神成就了杜甫，让他成为中华文化的象征和千百年来中国人无比热爱的伟大诗人。”孙尚勇说道。
在前后《出塞》中，我们能多次感受到杜甫对于当朝者的批判，杜甫认为这是造成唐朝盛极而衰的根源，是杜甫最直接的批判对象；再有为了媚上取宠的将领，尤其以安禄山为代表，这是杜甫批判的第二类人；再有上文提到的一部分边塞诗人所写的鼓吹战争的诗歌，则成为杜甫批判的第三类人。
在杜甫笔下，从帝王到将吏到文学之士，整个统治阶层都是民众困苦的制造者。孙尚勇强调，杜甫创作前后《出塞》组诗的初衷可能是反思盛唐的政治、士人精神和文学，但其立足点是人文关怀。也许在杜甫看来，无论政治还是文学，都要以实现普通人有价值地生存为最终目的。这也是杜甫超越时代之处，也是杜甫思想对现代社会的一个重要意义。
在讲座最后，孙尚勇以杜甫的《绝句》收尾：“迟日江山丽，春风花草香。泥融飞燕子，沙暖睡鸳鸯。”很多人读到这首诗，可能会误以为这是杜甫早在身处唐王朝盛世之时所写。孙尚勇解释，其实这是他在寓居四川阆中时所写，彼时他也正处于奔波流离之中。
“像关注每一个个体人一样，杜甫同样关注自然中一切美好的东西，保持对外部世界的敏锐感知，人文之外便是自然，这是奔波流离中的杜甫超越我们一般人的地方。”孙尚勇说道。
在电影《长安三万里》的结尾，监军向高适带来了杜甫的消息：“他在成都过得挺好的。”我们似乎也能透过这句一带而过的话，串联起杜甫在唐王朝时代大命运下，颠沛流离的个人命运，以及他始终将目光投向普通百姓生活的深深关怀。